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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涉及违法所得的追缴，尽管还不算是一种独立的刑罚，但竟然也是由法院自行执行的。

无论是专门的政法院校，还是普通高校的法律院系，教育行政部门无法确立科学合理的准入门槛，无法建立可操作的法学培养标准，无法为法律院系建立公正的退出机制。这两种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司法行政机关都属于政府行政分支的组成部分，司法部长甚至属于内阁成员。

司法保障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4年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以来，一系列司法改革措施相继得到推行。而根据后一种模式，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组成部分，负有对法院、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举凡法院、检察机关的设置、预算、后勤保障、财政经费，法官、检察官的编制、入职、晋升、奖惩，以及司法考试和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等事项，司法行政机关都负有做出规划、提出建议甚至进行决策的权力。而在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领域，法院既行使审判权，又行使对生效裁判的执行权，既负责行使执行实施权，又负责对执行过程中执行标的等变更问题行使裁判权，这种将审判权与执行高度集中行使的体制，既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甚至酿成结构性的司法腐败问题，又由于法院自身政治权威和资源的局限而带来制度性的执行难问题。无论是对司法鉴定机构，还是对司法鉴定人，司法行政机关的行业指导和监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颁布司法鉴定执业证书，划定司法鉴定活动范围，登记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制定和维护司法鉴定职业伦理规范，进行司法鉴定人诚信等级评估，对司法鉴定人进行教育培训，对违规鉴定人进行调查惩戒，等等。这标志着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检察官干部的教育培训职能完全消失，同时也意味着司法行政机关对政法院校的管理职能也基本上不复存在。

目前，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机构一般设在共青团、高校、非营利性组织等之中，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工作。这种由公安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的情况，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仍然造成刑事侦查权与刑罚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冲突。[12]同时，制度建设也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采取既确保反腐败斗争的效果又兼顾被调查人获得法律帮助权的方法。

在未来时机成熟时，再考虑被调查人聘请律师权利的实现。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终结后，面临着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程序衔接的问题，应构建相应的刑事立案程序与强制措施转化程序予以解决。[13]监察委员会既非侦查机关、也非司法机关，其无法自行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而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被调查人、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机关所起到的作用也仅为移送，产生的效果也仅为检察机关接收了相关当事人与材料，若无法律明确规定，并不产生任何法律意义的效果。[30]《监察法》草案第34条第3款规定：以违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

监察委员会定位于反腐败工作机构，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构建一套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其职责为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31] 【注释】 作者简介：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按照《监察法》草案的设计，监察机关不再属于行政机关，因此，其通过行使调查权所得的证据亦非行政证据。[27] 参见前注[23]，李麒、常晓甜文。[16] 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三）监察案件补充侦查的问题 《监察法》草案第45条规定：……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证据运用 【全文】 2016年11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提出在试点地区设立监察委员会、改革监察体制，这象征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12] 如在新加坡，反贪专门机构的侦查权同时受专门法律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制，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并不因接受反贪专门机构的调查而缺位。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

在此种情形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有关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规定不能适用该类案件。[15]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公诉，检察权在本质上主要表现为公诉权。

【关键词】 监察体制改革。刑事诉讼的立案开启了诉讼程序，缺少立案程序刑事诉讼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

其一，关于涉及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财产权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若涉嫌犯罪所得且随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在经过立案程序之后，应当认为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由检察机关作出，具有刑事诉讼行为的意义，受刑事诉讼法规制。[7] 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长期以来，职务犯罪案件自侦、自捕、自我监督的弊病饱受争议。中国的检察官被赋予中立的司法官地位，承担着维护司法公正的客观义务，[22]公诉部门的审查起诉工作应当最终满足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的要求。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应当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作出是否予以排除的决定。[11] 再次，要明确获得法律帮助权的方式。

（三）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转隶后，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不复存在，而根据《监察法》草案的规定，职务犯罪调查与原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在内容上并无很大差别。

[21] 苏宏伟、冯兴吾：《职务犯罪案件补充侦查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宣城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实践为样本》，《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8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原则，实物类证据备受重视，其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往往能起到关键性作用。

[1]刑期折抵的规定则表明，留置措施在强制性上基本等同于刑事强制措施中的拘留、逮捕，而强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15] 刘计划：《检警一体化模式再解读》，《法学研究》2013年第6期。换言之，只有刑事诉讼程序被开启后，监察机关的移送行为才具备刑事诉讼上的意义，而程序开启的关键即在于立案这个程序行为。[6]这些强制性措施的行使毫无疑问将影响被调查人权利的实现，虽然涉嫌职务犯罪的人群可能比普通公民受教育水平会高一些，但这不能证成对该群体赋予较低权利保障的合法性。

例如，关于留置措施，将被调查人留置在特定场所，并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还设定了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刑期折抵的规范。这种协调衔接机制的作用在于实现监察案件向刑事案件的转变，从而使得监察委员会调查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时所收集的证据能够顺利地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行使的是监察权中的调查权，因此可以将原侦查部门的补充侦查称为监察机关的补充调查。作为定案的根据是指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是否移送起诉、是否起诉等决定和判决、裁定的依据。

《监察法》草案除规定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可以在移送检察机关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建议、制作起诉意见书、连同被调查人、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机关等原由侦查部门行使的侦查职权与履行的侦查程序外，其规定的补充调查机制更加表明了调查与侦查在内容上的一致性。由此，行政机关收集的有关实物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这个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案件提起公诉的权力，是符合刑事司法规律的。当调查终结，监察机关认为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职务犯罪的，必将由刑事司法程序与之衔接。补充侦查程序也并不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必经程序，而是为弥补侦查程序的不足而启动的程序。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在调查案件过程中收集的各种证据无需经过检察机关的司法转化，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17]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审前程序改革和审判程序改革同样重要。以庭前口供笔录和证言笔录为例，虽然其在庭审中一般不得作为质证对象，也不能被法官直接采纳为定罪量刑依据，但是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或者证人当庭陈述与证言笔录不一致的情况下，检察官得以将该笔录证据用作弹劾材料使用，以降低被告人、证人当庭陈述的证明力，说服法官对对后者不予采信。

这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应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成就。调查终结后，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委员会不受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制，因此证据的合法性来源能否得到保障是存疑的。虽然这两部法律对于案件的管辖分工和移送机制作了初步的规定，但是有关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的效力如何、司法机关应当做出何种处理的问题却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